未央宫内，刘弘难得等来御史大夫张苍的单独觐见。
这几日，刘弘地日子算不上太好过；或者说，刘弘地大脑不是很好过。
——今年，实在是让奉常衙门手忙脚乱的一年！
饶是刘弘对于历史有着充分认知，对于这一年即将发生的一切早有预料，但还是忍不住为这一年感到哀愁。
——撇开可能‘暴毙’的诛吕集团成员不论，汉室高层有十数位青史有名的人物，将要在今年，迎来自己寿命的终点。
齐王刘襄，将在年内死去；故皇帝太傅王陵，也已经病卧不起，时日无多；当初九卿：卫尉虫达，也顶多剩一年的寿命。
还有一些人，则已经在刘弘目睹之下，走向生命的尽头。
大约十数日前，曲周侯府便传出消息：郦商病危！
这种传言，在长安每年都能出现几十次：某某侯年纪大了，或许快要追随高皇帝而去啦~
基本可以这样说：只要某一位显赫的权贵生点小病，多躺了那么几个时辰，街头巷尾就必然会有关于该侯即将亡故的消息。
因此最开始，对于郦商将故的传闻，舆论都没太当回事——就连负责朝臣日常告假的丞相府，也没想过去亲自查证一下，郦商究竟有没有大碍。
但刘弘则是以旁观者、先知者的角度，将整个事件尽收眼底——消息传出当天晚上，曲周侯府便遣人入宫，请求刘弘派宫中太医，为郦商复诊。
须得一提的是：作为与高皇帝刘邦一同打天下，某种意义上‘同享天下’的勋臣阶级，西汉的彻侯是完全有资格，提出‘恳请陛下派太医把脉’的请求的。
而汉室对于勋臣阶级的优待，还远不止于此——如今长安东阙外的贵族聚集区：尚冠里，在最开始的时候，也并不是勋臣们的住宅区；当时，绝大多数彻侯都在长安城外选个风水宝地，或在甘泉山下买块地皮，自己兴建宅邸的。
在那个物资匮乏，高皇帝的御辇都凑不出六匹同色马的时代，尚冠里存在的意义，仅限于‘在朝会休息期间，供勋贵暂歇’的作用，类似于后世机场的‘vip休息室’。
尚冠里真正成为住宅区，是在刘邦驾崩之后，吕后以女身临朝，全面‘抢救’堪堪欲坠的汉室财政；等中央具备了一定的财务能力之后，才被吕后以收买拉拢的目的，赐给贵族们的。
而‘勋臣共享太医’的传统，则是起自开国初，宫内医者与朝臣的模糊界限——在那个萧何、曹参等巨擘都以黄老学出身而执掌大权的时代，实在没有人敢说自己的医术，是在这几位研读黄老之学数十年，水平达到登峰造极的大佬之上！
黄老学，其中心思想以黄帝、老子之学说，以阴阳调和为理论依据，去探索人世间的奥义。
至于黄老学究竟有没有探索到世界的奥秘，没有人知道；但最起码，他们对人体的探索程度相当深刻。
在古代，对于医学有一个很常用的形容词：歧黄之术。
这里的‘黄’，实际上指得就是《黄帝内经》。
而作为以黄帝、老子的思想为中心的学派，《黄帝内经》自然也在黄老学的研究范围之内。
所以在汉初，天下医术最出众的那几人，实际上恰恰便是高居庙堂，执天下大权之牛耳的黄老学巨头——萧何，曹参等人。
有如此华丽的珠玉在前，宫中其余的太医，平日实在是没有什么业务，更没有什么骄傲的资本；所以对于勋贵阶级的需求，太医们总是十分积极，不愿意放过这个难得的‘出诊’机会。
即便是在原本的历史上，汉开国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皇帝、太后乃至于皇后，实际上都是不屑于让太医来为自己把脉治疗的——丞相便熟读黄帝内经，御史大夫就会悬丝诊脉，根本没必要去找那些‘平庸寻常’的太医。
在皇帝、太后乃至于皇后的身体出现问题时，宫中太医除了毕恭毕敬的替丞相/御史大夫/某一个身居高位的高官打下手，拿着这位大佬开出的药方把药、熬药外，就只能诊治宫内的低等嫔妃，乃至于侍女、内侍。
时日一久，太医们自然就会对出宫治疗权臣勋贵感到兴奋——即便不考虑这是难得的抱大腿之良机，能为高贵的彻侯治疗，也总比在宫内给宫女嫔妃，甚至侍女宦官治病好得多。
对此，刘氏皇帝也是持默认甚至支持态度——太医出宫医治勋贵，在有效地加深勋臣阶级对皇帝感恩之情的同时，也能彰显出皇帝对勋臣的‘看顾’。
最重要的是：通过派御医前去医治勋贵，皇帝能在施恩的同时，得到关于勋贵身体健康状况的第一手资料！
这对于掌控欲几近极限，渴望对世间万物都时刻保持洞悉的封建皇帝而言，至关重要！
作为一个菜鸟皇帝，刘弘自也是乐得维持这样一个能有效拉近君臣距离，加强皇帝与贵族阶级情感纽带的良好传统；便派了几位老太医前往曲周侯府，为郦商把脉诊断。
当时，刘弘心中便已有了大概预测：按照历史上郦商去世的时间来看，这一次，郦商或许真的很难挺过去了。
果不其然，不过数个时辰，派出去的太医团便回来了——那位与刘弘有过严重不愉快的长乐宫太医令，不止带回了‘曲周侯确实命数已尽，亡故应该就在这几日之间’的消息，还带回来一份郦商的奏疏。
——臣大限将至，却不知后嗣之中，何人可袭臣之爵；恳请陛下圣裁！
对于郦商的这个举动，刘弘略感到有些意外，却转念一想，也觉得算情理之中。
郦商这份奏疏，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即便撇开郦商只有一个嫡子，即只此一人有资格继承曲周侯之爵这件事不谈；哪怕郦商有百八十个儿子，那由谁来继承爵位，也不是刘弘能决定的！
非但刘弘决定不了，就连郦商自己也没有选择权。
——汉承秦制，汉室的爵位继承，无论是最高一级的彻侯，还是最低一级的公士，都严格按照《汉律·爵律》所要求，必须，也只能由嫡长子继承！
若是嫡长子早夭，则由嫡次子递补；嫡次子亡故，便由嫡三子递补。
哪怕是刘弘以皇帝之身，也不能去影响哪怕最低一级的‘公士’之继承人选。
也就是说：无论是贵不可言的彻侯，还是仅仅比奴隶好一点的一级爵位：公士，该爵位都只能在死后，传给正妻所出的儿子，并且是最大的那个。
如果大儿子死了，那要提前去官府报备：原本应该继承我爵位的大儿子死了；这样，官府就会在地方保留的户籍当中，将此人的爵位第一顺位继承人，改成此人正妻所生的第二个儿子。
倘若此人与正妻无子，那无论这个人和侧室姬妾生下了多少个儿子，官府都会在此人亡故后，在公文上记录下一句：绝嗣！
这也是封建时代，尤其是汉室，对于女子生育能力极为看重，对无子的女人十分不待见的原因之一——身为妻子，却生不出儿子，那爵位就要被收回去了！
非但如此，家族传承也将直接断绝——即便不考虑爵位传承的问题，民间对于‘绝后’‘断香火’的定义，也同样是以‘有没有嫡子’为判断依据。
没有嫡子，也就等同于是绝后！
所以，为了爵位不会因为‘绝后’而被官府收回，祖宗因为‘绝后’而断了香火，民间只能将生不出孩子的女人休妻，另娶一房，争取生个有爵位继承资格、家族宗祠延续资格的‘嫡子’。
除非刘弘发起廷议，对于《爵律》做出修改或调整，并在廷议得到三读通过，不然，这种爵位继承方式，就拥有着毋庸置疑的神圣性。
也就是说，无论郦商上没上这份奏疏，曲周侯的继承者都只能是郦商的嫡长子，或者说唯一的嫡子：郦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