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自己的是秦牧，这就意味着代北防务，实际上已经掌控在秦牧之手；而秦牧的所在地，又将这种可能性，从‘或许’转变为了‘必然。
——除非巡查边防，否则，不会有任何人愿意到长城之外的马邑走一遭！
尤其是秦牧这样生居高位，且前途远大的将领，更不可能无缘无故出现在马邑。
这就让刘信感到陷入了疑惑之中。
——代王既然举兵，那作为当今心腹的秦牧，自然应当是被杀祭器才对！
即便是外界传闻的‘被流边卫戍’，也不应该变成由秦牧主掌代北防务。
这···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带着这样的疑惑，刘信和随行的数百卫士，缓缓进入到了马邑之中。
与刘信所料相差无多——作为边地城池，马邑从上到下，无一不透露出‘边地’气息。
明显年代久远，却在反复整修之后屹立不倒的破旧城墙；街道上行走着的军卒，以及明显出身军卒家庭，腰间系剑、背上挎弓的‘民众’，以及冷清的市集。
就连刘信堂堂一介诸侯王的到来，都没能让这座城池的氛围转变稍许；看着刘信的王驾，街道上的民众只是出于本能的将道路让出，待等王驾经过，又自然地投入到了自己的事务当中。
对于马邑城的百姓而言，只有一件事，足够让他们将注意力投入进去：战争！
位于长城之外的马邑城，作为汉室伸向草原的前哨站，其民众组成十分单一：军卒，军卒亲属，以及寥寥无几的行商。
须得一提的是：在汉室，从军士卒并非如后世那般，绝对与亲人分离的。
当士卒属于边防部队编制，且不在‘义务兵’范畴，而是长期稳定的戍卒时，对于该士卒‘举家迁往驻扎地’的要求，无论是地方官府还是中央部门，都是大开绿灯的。
中央也寄希望于通过这种‘兵带亲’的模式，来改善边地地广人稀，土地无人耕种的状况，同时也能让边防战士拥有更坚定地战斗意志。
——在这思想建设几近于无的时代，只有在身后的是手足亲人，身后便是家园之时，边防战士才会爆发出远高于平常时日的战斗意志，以及必胜的信念。
因为战败，意味着家破人亡，意味着妻离子散，意味着失去家园。
对于边防战士而言，将家人统统接到边境，也是很容易就能做出的决定。
相较于将家人扔在家乡，自己孤独的守卫边疆，无疑是将家人接到身边照顾，并陪伴自己更好一些。
虽然边境更危险，但对于本就生活拮据的底层百姓而言，也算是一种出路——当士卒申请举家迁移驻扎地时，驻扎地所在的地方官府，也同样会对‘外来人口’打开绿灯。
——户口增长，那可是政绩来的！
为了表示对这一户‘忠肝义胆’，原以为国家边防事业牺牲自我的家庭，地方官府也同样十分照顾：来了就发田地！
反正边地地广人稀，土地多到没人种，地方官府丝毫不介意将其中几百亩送给迁移而来的军卒家庭，并在往后的每一年，从这块田地上收取农税。
而这个迁移而来的家庭，也将完成‘财富膨胀’的成就——既然要迁居边地，那家乡的土地，自然是要卖出去的。
虽然家乡的田被售卖，但得到的钱，也同样可以在任何地方购买土地。
但在迁居边地之后，地方官府‘分配’的土地，却是不需要这户人家花钱购买的！
只需要在往后的每年里，按照三十税一的比例，上缴农税即可——若是运气好，年景不丰，边地甚至很有可能被中央免除农税！
就这样，中央完成了从内陆向边地的人口引流，迁移家庭大幅提高了家庭财富，边防将士将心心念念的亲人接到了身边，并得以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保家卫国’之中；地方官也借此提高了耕作土地面积，提升了人口、户口，收获了政绩。
而相较于长城以内的城镇，马邑的常居人数明显少的多。
虽说马邑与身后的长城，理论上是一种‘掎角之势’，守望相助的关系，但实际上，马邑顶多算是长城防线的前哨站，以及一个缓冲：当有敌入侵时，马邑城首先面临战争，从而为身后的长城防线赢得反应时间。
这就意味着相较于长城一线，马邑的战略位置更加危险，被攻破、被攻打的可能性都远大于身后的长城。
这从马邑之谋居然真的将军臣单于吸引过来，就可见一斑。
按道理来说，这样的一座小城池，根本不需要着重巡视，只需要定期运送武器辎重，确保战争来临时，马邑能完成‘告警’任务便足矣。
但是，马邑还有一个存在意义：为更北，距长城更远的武州塞，充当后援力量。
而在长城以北，马邑以北，乃至于武州塞以北这片靠近汉室边墙的草原上，实际上还生活着许多‘亲汉’的草原部族，充当着汉匈边界的缓冲。
为了让这些部族，在必要时能完成其‘警报器’的作用，马邑城和武州塞必须时刻处于最佳战斗状态，以保证这些部族在遇到匈奴大军南下之时，可以第一时间想到‘南下武州塞以内，寻求庇护’。
所以马邑对于汉室边防的战略意义，实际上只低于同样身处长城外的云中城！
当刘信的王驾从马邑唯一可通行的城门：南门进入，并出现在城池中心的庭院之前时，秦牧正在客堂之内，迎接一位意料之外的客人。
就连刘信的到来，都没有让秦牧暂且放下这位客人，转而去招呼贵为诸侯的刘信。
被门房引入院内等候，且因秦牧的‘薄待’而感到不满的刘信，在不远的将来，就会为今日的任性付出代价。
盖因为秦牧面前的‘贵客’，乃韩襄王姬仓直系后代，历史上的汉弓高侯——韩颓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