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贾谊做尚书令,是刘弘考虑很久之后,才做出的决定。
秦六尚之尚冠、尚衣、尚食、尚沐、尚席、尚书,被汉室尽皆沿用;而现如今,这六个属衙还隶属少府之下。
此时的尚书一职,与其他五者也没什么不同——尚冠,就是负责皇帝的冠冕;尚衣也只是字面意思,负责皇帝的服装。
而尚书,也仅仅是‘替皇帝整理文书卷宗’的秘书而已。
但作为穿越者,刘弘却十分清楚‘尚书’一职,具有多大的潜能。
别的不说——后世三省六部制下,各部的首官,便以‘尚书’为名!
即便是在如今汉室的三公九卿制下,尚书所能发挥的效用,也远比如今的‘掌御用之笔墨’要大。
须得一提的是,汉室的政治运转流程,是将战国时的政治框架大半继承的。
当有某件事需要朝堂中枢处理,这件事首先会被送到九卿有司。
如法律案件,会被送到廷尉;民事纠纷,会被送到内史;宗室之间的茅盾,则交送宗正处置。
也就是说,理论上,非但皇帝没有直接插手政务的必要,就连三公,都置身于整个运转系统之外。
这也是汉初,黄老思想能蓬勃发展,一举成为执政学派的原因。
——九卿负责政权日常运转,那三公,以及地位更高的皇帝需要做什么呢?
如果说,汉九卿可以比喻为一台机器的各个组成部分,那三公,就是一直守候在这台机器边上的修理工。
在机器开始运转之前,皇帝和三公编写好运转程序,这就是朝堂共议,制定方略的存在意义。
机器运转中出了问题,作为修理工,三公就要站出来,让机器恢复正常运转。
如果是官员出了问题,那就由御史大夫调查官员;问题导致了武装冲突,就由太尉举兵镇压。
而这两种,算是比较极端的状况。
正常情况下,机器组件(九卿)出现问题,普遍是比较温和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种时候,就是首席修理工,丞相出面整合了。
如果是组件出了问题,那就更换组件(换九卿),如果是程序出了问题,那就修改程序(朝议)。
而这,便是丞相滔天权势的来由:理论上,丞相有权指出这台机器的任何一个部分,包括组件(九卿)和程序(策略)失当。
至于皇帝,则是这台机器(政权)的拥有者。
作为拥有者,皇帝理论上确实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要想这台机器正常运转,又不得不尊重丞相、御史大夫等修理工的建议。
丞相说没问题,那不一定没问题;但丞相都说有问题,那就必然是出了岔子!
这种时候,皇帝作为机器拥有者,就要着急各个修理师傅们(三公),商量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好让机器更好的运转下去。
在这个过程中,皇帝和每一个财富拥有者一样,都会被修理师傅们当做‘啥也不懂的门外汉’。
自然而然的,就有了‘垂拱而治圣天子’这种大逆不道的言论。
——你安心做你的老板得了!
反正机器咋修、咋运转你都不懂,放给我们这些专业人士来负责就可以了!
如果是个机器,作为天子的刘弘自然可以大手一挥,安心的做甩手掌柜,坐等机器产出受益即可。
但如果是一个政权,刘弘就不可能放有‘专业人士’去捣鼓了。
——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
不管我懂不懂,这都是我的机器!
你再怎么专业,你也只是我雇佣来的打工人!
道理是这个道理,但在华夏隐晦的文化底蕴背景,尤其是汉官刚烈之风愈烈的现在,话不能说这么直白。
这种时候,就需要一个人做缓冲,来缓解刘弘这个大老板,跟三公九卿这些修理工们的矛盾了。
在后世,这样的群体被称为秘书,或者助理。
而在刘弘看来,这样的人,大小长短正合适,刚好就是尚书令!
例如,老板想要改变机器运转的程序,如果直接去找修理工,很可能得到一个‘你不懂就别bb’的下场。
但要是派秘书去,效果就不一样了。
同样的道理:当刘弘对朝堂运转的某一部分不满意,如果直接去找三公九卿商议,那即便刘弘具备穿越者的宽阔视野,也免不了要被认为‘外行指导内行’。
但尚书令,或者说尚书台的存在,就可以将这种矛盾无线淡化。
比如说,刘弘想要在内史属衙进行改革,要是直接大咧咧开口,那必然会被喷的满脸唾沫。
找秦牧、汲忡这样的托,一次两次没什么,次数多了,也早晚会被朝臣看透。
这种时候,如果是尚书台出来建议,刘弘再顺势扔给朝堂,事情就简单多了。
——啊~这个,尚书令觉得吧,你们这搞得有点问题,朕也不知道是啥问题,要不,你们自己个儿说说?
这样一来,朝臣根本顾不上怨刘弘,而是要好好琢磨这个问题:我有问题?
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即便真的有怨恨,也必然都被尚书令吸引大半。
说白了:让贾谊去做尚书令,顺便提高尚书台的政治地位,其实就是刘弘找了个可反复使用的背锅侠。
至于为什么刚‘认识’,就要把贾谊往死里坑,就是刘弘另外一层考量了。
作为百年、甚至千年难出的旷世之才,此时的贾谊,还是有些太过于年轻了。
对于贾谊,刘弘地期望是非常高的——好好雕琢一番,贾谊的下限也起码是两个萧何加一个张良!
但这样一个人,在历史上却沦落到抑郁而终的下场;汉室非但没能因贾谊而得到升华,反而因贾谊的不得志,逐渐演变出‘不够老就不靠谱’的畸形人才观。
而贾谊在历史上沦落到那般天地的原因,济南浮生的那句评论,或许就能给出答案。
——贾生之才,当国士之称;然其刚愎自用,未讳至刚易折之礼···
说白了,就是贾谊才能有,还是大大的有;就是情商不高,根本不会跟人打交道。
这从历史上,贾谊被文帝任命为博士之后,在朝堂引起的波澜就足以看出。
周勃、灌婴、张相如、冯敬——光青史有名的重臣,贾谊就得罪了四个!
除陈平外,贾谊更是将文帝初登位时,朝中话语权最大的几个人得罪了个遍!
这样的情商,显然不足以担负起刘弘的期望。
而尚书令,就是一个十分磨练人情商,以及人际交往能力的职位。
——替皇帝挨骂,还是挨丞相、御史大夫这样的重臣的骂,贾谊要还是学不会与人交往,那就活该抑郁而终了。
在刘弘看来,贾谊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性格缺陷,除了阅历太浅之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没有遇到过挫折,没有认识到人间的险恶。
说白了:贾谊就是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
而对于理想主义者,刘弘永远信奉那条人生哲理:真正有才能的理想主义者,应该是在认识到人间险恶之后,依旧能满怀理想的人。
而尚书台,几乎足以将人世间,或者说政治中的所有龌龊,完整的摆在贾谊这个理想主义者面前。
各属衙相互推诿、扯皮,为了经费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大打出手,乃至于因为刘弘地一道诏命而将尚书台掀个天翻地覆!
这一切,都可以帮助贾谊更早的认识到人性,认识到人心。
当贾谊从尚书台昂首走出,并依旧满怀理想的时候,就是这个摧残的明珠,闪亮华夏大地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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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刘弘得意于自己将袁盎那个老油条,塞进贾谊这么个理想主义者的身边时,两道老态龙钟的身影,也出现在了司马门外。
——汉正武元年,丞相和御史大夫,第一次同至未央宫,与刘弘进行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