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因为汉室的政治晋升秩序，并非是严格按照后世那样，一级一级往上爬的方式，而是在适度满足资历、履历的条件下，挑选能力最强的那一个人。
例如说：某郡郡衙的千石级属衙，如郡都邮等属衙主官空缺，那该空缺的竞争者，往往会是该郡秩禄千石以下一到三级以内的所有官员。
比如某个大县县令比千石秩禄，县尉六百石级别，理论上都有可能出任该郡的都邮。
或许最终，那个六百石级别的县尉会成为千石级别的郡都邮，对原先的县令实现弯道超车，成为那个比千石级别的县令之上官。
但这丝毫不影响在此之前，县尉还没成为郡都邮的时候，面见县令时，都是口称上官，语呼明公。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利益的地方就有犯罪——既然上下属之间存在竞争关系，那越级汇报、举报的真实性以及目的性，就有些耐人寻味了。
——你是县令，我是县尉，郡都邮之位出缺，我们俩都想竞争；
就在这时，刚好有人找上门来跟我说：俺们县的县令，可是干过xxx伤天害理的事啊！
这时候，我会怎么做？
如果不是在竞争郡都邮的职务，按照官场最正常的处理方式，此时不外乎两种处理方法。
其一，找上那个面目可憎的县令，隐晦的提醒他自己已经知道了某些事，劝他告老还乡，自留体面。
其二，便是在事态失控之前，上报最近一级的上级行政单位，如郡守府等，让郡守出面，暗中把这个祸害百姓的县令处理掉，将此事的影响控制在最小。
说白了就是无论如何处理，都要保证该县正常运转，不被县令落马的事弄的人心惶惶，政府停摆。
封建时代，稳定，长久的稳定，才是亘古不变的重中之重。
但有了这么一层竞争关系，作为竞争对手的‘我’，可能就不会再考虑‘控制事态影响’了。
原本能上报的郡守府的，‘我’可能会往丞相府汇报；原本能报告御史大夫的，‘我’可能会直接捅到廷尉属衙前，反正就是不嫌事儿大，无所不用其极把事情闹大就行。
在‘我’的围追堵截下，竞争对手自然是身败名裂，‘我’也在郡都邮的竞争中强势胜出，但此事引发的社会影响，却是在直接透支整个政权的公信力，以及威信。
而这种状况，甚至还是官场竞争中相对良性、相对有节操的竞争方式——要是‘我’没下限一点，那完全可以无中生有，污蔑竞争对手做了xxxx事。
等将来，如果‘我’在竞争中胜利，那对于已经成为上司的‘我’，竞争对手自然是不敢乱来。
即便是失败了，有人问起‘你怎么污蔑xx呢？’，‘我’也可以大手一挥：嗨，我这是听信了小人谗言啊~
那人又问：小人？是谁？在哪？
而这个问题，显然不会得到‘我’的正面回答。
这，才是华夏官场排斥、反感越级汇报、越级举报的根本原因：动机不纯粹。
反过来，到皇帝刘弘这里，那就是反过来了——不能向下越太多级考察。
倒也不是说，汉室的官员人均和珅，不想让刘弘看到百姓真实的生活状况，而是皇帝向下越级考察的举动，往往会被理解为‘鼓励百姓、官员越级上报’。
道理再简单不过：隔壁县的某某县令被皇帝定向反腐，县尉当场晋升为县尉，那你同样作为县尉，看向县令的眼睛会不会带上些许不怀好意？
——只怕是当天晚上，就要有一封匿名举报信被送上路！
对于这种政治规则、秩序，刘弘虽然谈不上支持，却也没有太过强烈的排斥。
存在即合理。
这两年皇帝坐下来，刘弘最大的心得就是：要想改变任何一个稳定运转的东西，其难度都不亚于完全重新做出另外一个稳定运转的体系，来作为替代品。
就好似后世的电脑程序一样：看上去或许错漏百出，但只要他运转了，那最好还是不要去碰它了。
因为只要一碰，那爆出来的bug，很可能会比程序本身还要多。
具体到国家政策、规则、秩序也一样。
无论一个体系看上去有多么不合理，多么匪夷所思，只要他在稳定运转，就足以说明：在某种程度上，这个看上去牛头不对马嘴的体系，恰恰就是此事当前阶段的最优解。
起码也是相对优解。
就拿官员不越级汇报来说，从刘弘，以及后世人的角度来说，这必然会导致官员监管出现死角，加剧贪污腐败。
但要是不这么做，那官员很可能该贪腐继续贪腐不说，还开始玩儿起后世大明朝文人言官那一套‘闻风奏事’。
所以，就目前来看，在没有更好的监管体系，没有更加高效率的行政体系的情况下，杜绝官员越级报告，就是最好的选择。
毕竟比起东林党争，贪污腐败什么的，实在是‘太纯洁’了些。
但对官员如此，对于百姓，刘弘却不那么认同‘皇帝不向下越级考察’的说法了。
皇帝与底层百姓对话，能对政权安稳造成什么影响？
除了官员心里有鬼，担心百姓跟皇帝告自己的状之外，刘弘想不出第二种理由，能为‘皇帝不向下越级考察’的说法，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后世康麻子还微服私访，七下江南呢！
不还是被捧成了十全老人？
再加上这段时间过的着实有些压抑，刘弘便也难得一见的放弃了理智，决定再体验一把年少轻狂的赶脚。
“王忠。”
轻轻一唤，刘弘便看向马车里，正不住揉搓膝盖的宦者令王忠，示意其靠前些。
“你先回宫，叫郎中令准备禁卫，待朕回宫更衣，再随朕出宫，体察民情······”在王忠耳边低语一番，确认驱车的陈濞没有听到之后，刘弘才清了清嗓。
“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