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安禄山的军费从哪里来的？历史研究中也没人关注这个问题。
韦瑜的猜测，就是粟特商人暗地里给安禄山提供资金支持。
首先，安禄山本身就是粟特商人出身，很容易跟粟特商人彼此勾结。
其次，资本膨胀到了一定程度，就必然要干预政治，获取权力。
大唐重农抑商的政策不符合粟特商人的利益，他们有动机支持安禄山当皇帝，获取更大的利益。
第三，粟特商人游走各地，其实是最方便的间谍，他们很可能还给安禄山提供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情报支持。
第四，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很多粟特商人都在河北三镇田丞嗣等人的保护之下，这说明粟特商人跟安禄山及其部将之间利益联系非常紧密。
第五，在安禄山造反迹象已经非常明显，几乎举国皆知的情况下，他还能屹立不倒。仅仅用李隆基宠信安禄山来解释，是说不通的。
韦瑜的猜测是，除了李隆基的宠信和侥幸心理之外，应该还有受益于粟特资本的一大批宗室、世家、豪强、官员在庇护安禄山。
这样在逻辑上才说得通。
在经济上，作为大唐立国基础和一百来年经济支柱的均田制已经基本上瓦解。
取而代之的的是土地兼并和集中，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逃户、流民，或者依附于豪强地主。
课户大幅度减少，不课户大量增加。
贞观年间，不课户不到百分之三十，现在不课户已经将近百分之六十。
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国家财政日益窘迫。
正常的商业性土地兼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积极意义。可以发挥规模优势，进行集约化经营，降低生产成本。
不过韦瑜经过观察和研究，发现了大唐土地兼并的另一个特点。
那就是大量的土地兼并，并不是商业性兼并，而是权力兼并。
宗室、官员、豪强、大族等利用权力强占农民土地，或者用欺诈、陷害等手段强取豪夺，几乎没有成本地兼并土地。
在土地的经营上，利用犯人、军人、战俘、官奴婢等无偿劳动。
不仅无成本获取土地，还几乎没有劳动力成本经营土地，获取暴利。
这些人还是不课户，不用承担租庸调义务。
这种兼并，才是危害最大的。
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悬殊的贫富分化就自然出现，阶级矛盾几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这就是王朝末年的景象，似乎仍然逃脱不了历史周期律。即使没有安史之乱，也会出现农民起义。”
“安史之乱扫除了大量豪强，人口大量减少，人均土地面积增加，粮食危机缓解，藩镇割据使得地方和中央权力达到一定的平衡。”
“大唐经过安史之乱之后，还能延续一百多年寿命，似乎安史之乱还起了为大唐续命的作用。”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还真是个具有讽刺意义的结局。”
在军事上，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府兵制已经名存实亡，募兵制开始实行。
各地节度使不仅手握重兵，还拥有辖区内的财政、人事、民政权力，几乎与一方诸侯无异。
“朝廷已经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节度使是否造反，似乎只凭着他们的良心好坏。”
“良心这个东西，在权力、利益和皇帝梦面前，从来都是不值钱的。即使没有安禄山，也可能出现张禄山、王禄山起来造反。”
大唐的军事扩张，已经达到了极限。无论是财力、物力、人力，都已经难以支撑更大的扩张。
西北的回鹘、西南的六诏、东北的契丹、奚、室韦等时反时叛。
大唐的军力虽然强盛，但是也面临着吐蕃、大食这样的强大对手。他们虎视眈眈，随时都准备给予大唐致命一击。
大唐其实已经有了内卷化的迹象。
“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军事危机、官商勾结、豪强横行、李隆基怠政、李林甫专权、杨国忠乱政、安禄山造反……。这些问题，在大唐的现有制度框架下，都不能可能解决。”
“这些问题虽然严重，但都不是大唐衰落的根本原因。”
“大唐的根本矛盾有两个：一是现有的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水平。二是现有的上层建筑，已经不适合大唐的经济基础。”
“要想挽救大唐，就必须彻底改革大唐的制度，重新建设一套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系统。”
大唐需要一场改革甚至是革命，重新分配权力和财富。
安史之乱也是一场革命，但是一场破坏性革命。
大唐需要的是一场建设性革命。
这就是韦瑜半年来调查研究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