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一方面对技术从根本上重视不足，另一方面从潜意识里又拒绝变革。作为儒家礼法的核心，祖宗崇拜的原则和实践，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法律、社会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宋朝，这种原则即所谓的祖宗之法，而严守祖宗之法在实践中的表现之一就是“期于慎守”，对于改革采取一种保守的态度。面对变革，守旧派会搬出祖宗之法的论调，表示反对变革。
熙宁变法时期，宋廷重视并大力发展军事技术，建立了以军器监为核心的兵器生产管理模式，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兵器生产状况，军器监在兵器研制和改良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而哲宗即位后，守旧派当政，新法各项措施绝大多数被废除，军器监虽然未被罢废，但也被严格限制。
宋代统治者对于军事政策是矛盾的，即认识到军队重要性的同时，又担心其威胁自身统治而对其加以限制，通过提高文臣地位来抑制武将，形成全社会重文之风，这样的矛盾政策，必然影响军事技术政策的制定和发展。
北宋建国初年统一战争之际和熙宁变法时期，朝廷比较重视军事技术，新兵器的研发和民间进献兵器的记载屡见不鲜。
但是由于重文政策的影响，知识分子对科举入仕趋之若鹜，将注意力都集中在科举考试上，对于军事技术，纵然不轻视，也不会重视，即使涌现出各类的新兵器，多数也未能投入大规模生产，在实战中的价值也不高。
宋代兵器生产和管理机构多由文官负责，文官仅是重政务轻技艺，发展技术不是其所长。纵然有如曾公亮、沈括等能够对军事技术发展有所贡献，也只是凤毛麟角。
重文轻武理念之下，消极防御的战略意图也影响了军事技术，即偏向防御，趋于保守。
北宋时期火药兵器虽然出现，但在实战中运用并不普遍，由于整体趋于防御的战略意图，宋代的防御型兵器获得了发展，典型的是以弓弩为代表的射远类兵器，如床子弩，神臂弓等，偏向于防守。
儒家思想和重文轻武理念，对于宋代军事，正面和负面均产生了影响，总体上讲，弊大于利。
再有就是宋朝的政治变化对军器监影响也很大。
军器监成立之初，正值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熙宁变法开展之时。统治阶级对军事技术政策也十分重视，军器监成立后即由变法派重要人物吕惠卿任负责人，可见当时宋廷对军事技术的重视。
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民众进献武器的热情比较高，由于统治阶级对军事技术的重视，在兵器生产过程中严格监管，兵器质量与之前相比有了很大提高，对宋朝的军事行动也做出了贡献。
哲宗即位后，太皇太后高氏听政，守旧派当政，数年之间将新法废除殆尽，兵器生产的措施自然也不能幸免。
元祐元年又下诏令太仆少卿高遵惠会同工部官员、军器监内外作坊以及及诸州都作院监官，大幅削减兵器制造数量，之后对各个作坊也几乎不再检查监督，“并权住勿造，于是数年之间，督责少弛，不复以戎器为事矣”。
兵器生产在这个时期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军器监虽然没有被罢废，但是其职权被严格限制。
哲宗亲政后，开始恢复神宗时的政策，徽宗即位后，更将之达到巅峰。绍圣三年，有司言：“州郡兵备，全为虚文，恐缓急不足备御，请稍推行熙宁之诏，从之”。
元符二年，“臣僚奏起造神臂弓，于是军器监所造岁益千余弓”，但是各级官吏为尽速升迁一味奉承，只求速成上级任务而不顾及实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