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后独白。
该来的终究会来。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纯属徒劳。
迟早有一天要面对，我早有心里准备。即便警察问询也没什么好慌张的，把该说的事交待清楚就好。
我从未担心过自己会惹上什么麻烦，只是可怜天赐那孩子，恐怕一时接受不了那样残酷的事实。
自从白玫失踪后，我便预感到会出现不乐观的情况。熟稔的生命就这样从身边消逝，一切戛然而止，天赐的内心会变得异常痛苦。
警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在江城出差。
熬过今年新冠疫情的冲击，这个英雄的城市正在慢慢步入正轨，恢复到往日的繁荣。城市的复苏如同伤口愈合的过程一般，需要各方面的投入和补给，也必然会产生更多新的商机。
我想在那里继续拓展我的老本行，踏踏实实再做几年酒水电商，拼上几年，便可解甲归田。
老实说，到江城出差并非刻意躲避调查，纯属偶然。
和我通话的应该是位年轻的女警。透过她电话里的口气，隐隐感受到一丝焦急的情绪。不知道是她天生性子急，想加快办案速度，还是担心我似乎会偷偷地溜掉，言语中总给人一种不悦的逼迫感。
为了积极配合对方工作，我花了大概半天时间，交待好手头剩余的工作，连忙订了回程的高铁票，迅速返回西京。
晚上9点15分，列车抵达西京北客站。出站后连忙换乘地铁4号线，在外奔波数日，盼望着早点回家休息。
与其说是“回家”，倒不如说是回到一个多功能住所。
我在李家村万达广场租了一间2室2厅、商住两用的房子。较小的次卧作为日常居住之用，而面积较大的主卧则被当作库房，存放一些相对贵重的货物。为了增大空间感，两个厅合并在一起使用，充当商贸公司的办公室。虽然面积不算很大，应对我这类小型商贸公司，实则绰绰有余。
负一、二层是地下停车场，有电梯可以直达，方便仓库货物的搬运。在这里居住5年有余，早已习惯此处的环境。
自从田雨在曲江新区的御景湖小区购置了新房，我便隔三差五地去他那住。我个人认为，两个人能居住在一起，才能称之为生活，以前这方面的缺失的实在太多，令人抱憾。
地铁还没开出两站，我的手机便急促地响了起来。
来电是本市的一个陌生号码，但也未被安全软件标注为骚扰或诈骗电话。
接通电话才知道，又是那位女警官。也许怕这么晚打电话会被拒接，她换了一个手机号码与我联系。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她已经知道我回到西京，并希望今晚就和我进行约谈。
我不禁感慨警方工作热情之高，即便已经入夜，仍可以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可谓是敬业的典范。
看对方的态度如此迫切，我亦不好回绝。于是商定10点左右在李家村地铁站碰面，谈话地点就安排在我的办公室。如此晚的时间，想在别处接待对方，似乎也不太现实。
挂掉电话，突然背后倒涌一股寒意，似乎有人在暗处悄悄地监视着我。
我没有告诉过警方我的行程，原打算今晚休息一下，明天一早再和他们约见。对方又是怎么知道我刚刚抵达西京的？！
我慢慢走到车头驾驶室门口，背靠在门板上，一边四下环视，一边快速思考着。
不消几分钟，如醍醐灌顶般，答案浮现在脑海中。
身处大数据时代，只要能提供个人身份信息，追查一个人的行踪，对公安部门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我定过几点的火车票，一查便知；再通过高铁精确到分的运行时刻表，就可以推断出我现在的大概位置。
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通过身份证号码检索关联手机号，再通过手机基站，定位所处位置。
科技的进步让人们的生活更为便捷，此时此刻，却让我畏惧。
我并不担心警方知晓我的行踪，毕竟我都在遵纪守法地经营着自己的小本生意；即便监视我，也不怕露出什么端倪。
种种迹象表明，警方已经开始调查我的情况。
我推测，我和田雨的关系，会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慢慢浮现出来。因此这种特殊关系，我告诉田雨大可不必隐瞒。
警方会通过天赐的户籍关系查找到我的身份信息，随后再对可疑的地方不断进行深挖。这正是我最担心的！
多年来守护的秘密，会不会就这样被无情地曝光？！
当天赐得知自己的身世，又会如何看待我这个“伪父亲”？！
我不敢再往下想。
我轻轻拍了下额头，提醒自己冷静。眼前需要应对的，是即将来访的女警官。
李家村地铁站A口，这是彼此事先约好的碰面地点。这个时间，已见不到白日里车水马龙的景象，出站口自然也不会聚集什么人。
临近出站口，抬眼看到孤零零站在扶梯口的两个人。一男一女，表情严肃，不时向出站的行人张望着。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之前电话邀约的警官。
见面后，二人向我展示了他们的证件。男警官叫孟国飞，女警官姓吴。
我将二人带至紧邻地铁站的住处，安排他们在办公区待客沙发就座。
屋内将近一个星期没有待过人，我赶忙先打开窗户通风，同时顺手打开空调制冷。此时正是全年最热的时节，如若没有空调，无法想象在这个堆满钢筋混凝土的城市该如何存活。
茶台和茶具上蒙着薄薄一层灰，还来不及清理；也没有烧水泡茶的时间。只得从冰箱拿出听装饮料，招待二位不辞辛劳的警官。
孟警官态度谦和，连忙摆手让我不要疲于招呼。还说这么晚来打扰本来就很失礼，寻求我的谅解。
那位年轻的吴警官则二话没说，拉开一罐七喜，咕咚咕咚便大口往嘴里灌。即便到了夜间，空气依旧燥热，渴急了也理所当然。孟警官对饮料似乎没太大兴趣，只是问我方便不方便在室内抽烟。
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虽说我不是烟民，但早已被别人熏习惯了，丝毫不会介意有人在我身边吸烟。我随手从茶几下摸出一个象牙色大理石烟灰缸，推到孟警官面前。
但愿对方在那一瞬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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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注意到，我内心潜藏的一丝不安。
等一切准备就绪，二人便开始了简单的问询。
孟警官负责交谈，吴警官则负责记录。
孟警官首先不失礼仪地表达了对我个人，以及家庭的宽慰，希望我们节哀顺变。
随后，针对4月18日晚我的个人行踪，提出了一大串连贯的问题。
我猜想，这是试图掌握案发时关于我的行踪，看我是否可以提供完整的不在场证据。我无法举证，亦无法立即证明自己的清白。
那天晚上，是我和天赐最后一次看到白玫。
我回忆着当时的情况，缓缓地向对面坐着的两位警官逐一汇报。
当晚大概9点，和他们小两口一起吃过晚饭，我们一行三人驱车来到御景湖小区。提前约了田雨在他的公寓见面，打算协商孩子们结婚的细节，特别是关于婚房的问题。我便在进入小区后下了车，和他们分开了。
到田雨公寓的时候，他还没回来，我稍微等了他一会儿。
我向两位警官简单介绍了我和田雨的关系，谈话中仅以挚友身份示人，并未提及恋人关系。也不愿将当晚协商内容的细枝末节和盘而出。
然而这种想法仅仅是我的一厢情愿，男警官没有放过任何细节。我只得竹筒倒豆子般，详尽地回答了他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我和田雨的特殊关系，也在他看似柔和却无法拒绝的追问下无处藏匿。
那晚，对于需要协商的内容，我和田雨很快就达成了共识。那时应该还不算太晚。依稀记得透过落地窗向外望时，周边楼群很多家庭仍旧灯火通明。
估摸10点半的光景吧，我正准备洗漱，突然接到天赐的电话。那孩子在电话里泣不成声，也听不清到底出了什么事。我匆忙和田雨打了招呼，独自赶往天赐那里。他问我是否需要陪同，我拒绝了。
两处住所离得很近。因入住小区时，有一些施工作业仍在收尾，导致楼下栅栏处有一个能供行人穿行的缺口，抄近道过去应该用不了5分钟。
我赶到别墅的时候，两个孩子的情绪都异常激动。天赐竟是一脸泪痕，眼睛又红又肿；白玫有气无力地伏在沙发上，见到我也没打招呼，一副冷冷的样子。
依照我的经验，这个时候最好让两个人分开，单独冷静下来，否则只能让局面僵化。
既然天赐在电话里什么都说不清楚，一个男孩子只是一味地哭，八成受到了莫大的委屈，情绪难以平复。于是我遣他到小区里随意走走，我留下来和白玫单独谈，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
那位男警官也很关心两个孩子究竟是因为什么起了争执，矛盾又激化到何种程度。
说来也怪我，如果我和田雨早点商量出个结果，也许还有回旋的余地。或许，后面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说到底，就是财产问题。
常听年轻人提及“物质是感情的基础”这句话，或许是我把事情想的太简单，低估了其中的深意。
现在20多岁的女孩子，是独生子女的概率很高，都是含着金汤勺出生的，个个都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家庭条件优越的也不在少数，因此对男方家庭环境的要求颇为苛刻，也不足为奇。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