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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行迹

萧后独白。

该来的终究会来。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纯属徒劳。

迟早有一天要面对,我早有心里准备。即便警察问询也没什么好慌张的,把该说的事交待清楚就好。

我从未担心过自己会惹上什么麻烦,只是可怜天赐那孩子,恐怕一时接受不了那样残酷的事实。

自从白玫失踪后,我便预感到会出现不乐观的情况。熟稔的生命就这样从身边消逝,一切戛然而止,天赐的内心会变得异常痛苦。

警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在江城出差。

熬过今年新冠疫情的冲击,这个英雄的城市正在慢慢步入正轨,恢复到往日的繁荣。城市的复苏如同伤口愈合的过程一般,需要各方面的投入和补给,也必然会产生更多新的商机。

我想在那里继续拓展我的老本行,踏踏实实再做几年酒水电商,拼上几年,便可解甲归田。

老实说,到江城出差并非刻意躲避调查,纯属偶然。

和我通话的应该是位年轻的女警。透过她电话里的口气,隐隐感受到一丝焦急的情绪。不知道是她天生性子急,想加快办案速度,还是担心我似乎会偷偷地溜掉,言语中总给人一种不悦的逼迫感。

为了积极配合对方工作,我花了大概半天时间,交待好手头剩余的工作,连忙订了回程的高铁票,迅速返回西京。

晚上9点15分,列车抵达西京北客站。出站后连忙换乘地铁4号线,在外奔波数日,盼望着早点回家休息。

与其说是“回家”,倒不如说是回到一个多功能住所。

我在李家村万达广场租了一间2室2厅、商住两用的房子。较小的次卧作为日常居住之用,而面积较大的主卧则被当作库房,存放一些相对贵重的货物。为了增大空间感,两个厅合并在一起使用,充当商贸公司的办公室。虽然面积不算很大,应对我这类小型商贸公司,实则绰绰有余。

负一、二层是地下停车场,有电梯可以直达,方便仓库货物的搬运。在这里居住5年有余,早已习惯此处的环境。

自从田雨在曲江新区的御景湖小区购置了新房,我便隔三差五地去他那住。我个人认为,两个人能居住在一起,才能称之为生活,以前这方面的缺失的实在太多,令人抱憾。

地铁还没开出两站,我的手机便急促地响了起来。

来电是本市的一个陌生号码,但也未被安全软件标注为骚扰或诈骗电话。

接通电话才知道,又是那位女警官。也许怕这么晚打电话会被拒接,她换了一个手机号码与我联系。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她已经知道我回到西京,并希望今晚就和我进行约谈。

我不禁感慨警方工作热情之高,即便已经入夜,仍可以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可谓是敬业的典范。

看对方的态度如此迫切,我亦不好回绝。于是商定10点左右在李家村地铁站碰面,谈话地点就安排在我的办公室。如此晚的时间,想在别处接待对方,似乎也不太现实。

挂掉电话,突然背后倒涌一股寒意,似乎有人在暗处悄悄地监视着我。

我没有告诉过警方我的行程,原打算今晚休息一下,明天一早再和他们约见。对方又是怎么知道我刚刚抵达西京的?!

我慢慢走到车头驾驶室门口,背靠在门板上,一边四下环视,一边快速思考着。

不消几分钟,如醍醐灌顶般,答案浮现在脑海中。

身处大数据时代,只要能提供个人身份信息,追查一个人的行踪,对公安部门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我定过几点的火车票,一查便知;再通过高铁精确到分的运行时刻表,就可以推断出我现在的大概位置。

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通过身份证号码检索关联手机号,再通过手机基站,定位所处位置。

科技的进步让人们的生活更为便捷,此时此刻,却让我畏惧。

我并不担心警方知晓我的行踪,毕竟我都在遵纪守法地经营着自己的小本生意;即便监视我,也不怕露出什么端倪。

种种迹象表明,警方已经开始调查我的情况。

我推测,我和田雨的关系,会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慢慢浮现出来。因此这种特殊关系,我告诉田雨大可不必隐瞒。

警方会通过天赐的户籍关系查找到我的身份信息,随后再对可疑的地方不断进行深挖。这正是我最担心的!

多年来守护的秘密,会不会就这样被无情地曝光?!

当天赐得知自己的身世,又会如何看待我这个“伪父亲”?!

我不敢再往下想。

我轻轻拍了下额头,提醒自己冷静。眼前需要应对的,是即将来访的女警官。

李家村地铁站A口,这是彼此事先约好的碰面地点。这个时间,已见不到白日里车水马龙的景象,出站口自然也不会聚集什么人。

临近出站口,抬眼看到孤零零站在扶梯口的两个人。一男一女,表情严肃,不时向出站的行人张望着。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之前电话邀约的警官。

见面后,二人向我展示了他们的证件。男警官叫孟国飞,女警官姓吴。

我将二人带至紧邻地铁站的住处,安排他们在办公区待客沙发就座。

屋内将近一个星期没有待过人,我赶忙先打开窗户通风,同时顺手打开空调制冷。此时正是全年最热的时节,如若没有空调,无法想象在这个堆满钢筋混凝土的城市该如何存活。

茶台和茶具上蒙着薄薄一层灰,还来不及清理;也没有烧水泡茶的时间。只得从冰箱拿出听装饮料,招待二位不辞辛劳的警官。

孟警官态度谦和,连忙摆手让我不要疲于招呼。还说这么晚来打扰本来就很失礼,寻求我的谅解。

那位年轻的吴警官则二话没说,拉开一罐七喜,咕咚咕咚便大口往嘴里灌。即便到了夜间,空气依旧燥热,渴急了也理所当然。孟警官对饮料似乎没太大兴趣,只是问我方便不方便在室内抽烟。

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虽说我不是烟民,但早已被别人熏习惯了,丝毫不会介意有人在我身边吸烟。我随手从茶几下摸出一个象牙色大理石烟灰缸,推到孟警官面前。

但愿对方在那一瞬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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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注意到,我内心潜藏的一丝不安。

等一切准备就绪,二人便开始了简单的问询。

孟警官负责交谈,吴警官则负责记录。

孟警官首先不失礼仪地表达了对我个人,以及家庭的宽慰,希望我们节哀顺变。

随后,针对4月18日晚我的个人行踪,提出了一大串连贯的问题。

我猜想,这是试图掌握案发时关于我的行踪,看我是否可以提供完整的不在场证据。我无法举证,亦无法立即证明自己的清白。

那天晚上,是我和天赐最后一次看到白玫。

我回忆着当时的情况,缓缓地向对面坐着的两位警官逐一汇报。

当晚大概9点,和他们小两口一起吃过晚饭,我们一行三人驱车来到御景湖小区。提前约了田雨在他的公寓见面,打算协商孩子们结婚的细节,特别是关于婚房的问题。我便在进入小区后下了车,和他们分开了。

到田雨公寓的时候,他还没回来,我稍微等了他一会儿。

我向两位警官简单介绍了我和田雨的关系,谈话中仅以挚友身份示人,并未提及恋人关系。也不愿将当晚协商内容的细枝末节和盘而出。

然而这种想法仅仅是我的一厢情愿,男警官没有放过任何细节。我只得竹筒倒豆子般,详尽地回答了他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我和田雨的特殊关系,也在他看似柔和却无法拒绝的追问下无处藏匿。

那晚,对于需要协商的内容,我和田雨很快就达成了共识。那时应该还不算太晚。依稀记得透过落地窗向外望时,周边楼群很多家庭仍旧灯火通明。

估摸10点半的光景吧,我正准备洗漱,突然接到天赐的电话。那孩子在电话里泣不成声,也听不清到底出了什么事。我匆忙和田雨打了招呼,独自赶往天赐那里。他问我是否需要陪同,我拒绝了。

两处住所离得很近。因入住小区时,有一些施工作业仍在收尾,导致楼下栅栏处有一个能供行人穿行的缺口,抄近道过去应该用不了5分钟。

我赶到别墅的时候,两个孩子的情绪都异常激动。天赐竟是一脸泪痕,眼睛又红又肿;白玫有气无力地伏在沙发上,见到我也没打招呼,一副冷冷的样子。

依照我的经验,这个时候最好让两个人分开,单独冷静下来,否则只能让局面僵化。

既然天赐在电话里什么都说不清楚,一个男孩子只是一味地哭,八成受到了莫大的委屈,情绪难以平复。于是我遣他到小区里随意走走,我留下来和白玫单独谈,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

那位男警官也很关心两个孩子究竟是因为什么起了争执,矛盾又激化到何种程度。

说来也怪我,如果我和田雨早点商量出个结果,也许还有回旋的余地。或许,后面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说到底,就是财产问题。

常听年轻人提及“物质是感情的基础”这句话,或许是我把事情想的太简单,低估了其中的深意。

现在20多岁的女孩子,是独生子女的概率很高,都是含着金汤勺出生的,个个都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家庭条件优越的也不在少数,因此对男方家庭环境的要求颇为苛刻,也不足为奇。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