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猪的钱，加上之前杂七杂八凑的钱，还是差了2000元，一家人一筹莫展。
“凤玲，明天我去镇上，到爱家、爱业家走一趟。”父亲抽着2块5一盒的白盒红杉树，沉思了半响，对母亲说道。
“嗯，那你去吧，还带点东西过去吗？”母亲问道。
第二天早上，父亲让母亲把家里的秋收的白芋、鲜花生装满了两个蛇皮袋，又把家里喂的芦花鸡下的蛋数了40个，放在铺了厚厚一层麸皮的竹篮子里。
收拾妥当，父亲就蹬着家里那辆枣红色的三轮车上路了。
这一路，谷爱国想起了很多往事。
因为家里穷，看不起病，买不药。一场疟疾，便要了自己父亲的命。
父亲走时才三十岁，在万般不舍中闭上了眼睛，留下这孤儿寡母四个人，如同凄风冷雨中的几株冷堇、苍白的蒲苇，任由这世界所有的狂风暴雨，朝他们劈头盖脸的倾泻而来。
父亲走时，谷爱国才6岁，开始有了懵懂的记忆。襁褓中的二弟谷爱业，才刚刚满月，还在娘的怀里吃着奶。
母亲是个目不识丁，裹着小脚的老实女人，兄弟三人嗷嗷待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期间，“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农村分配的基本原则和分配制度。
农村普遍采用评工记分，工分是生产队里分配粮食和经济的唯一依据。
工分是农民的命根子，生产队全年的总收入都要以工分来分摊，工分多就多得。因此，工分是家庭唯一的经济来源。
那时，一个男正劳动力一天10分工、女正劳动力8分工，其他劳动力的工分数依次减少。
谷爱国的家里由于人多劳力少，工分就少，年终分到的钱物也少，有几年到年终还成为了透支户。
那时候生产队一个劳动日只分3、4角钱，算下来一个正劳动力的全年总收入只有100多元钱，扣除口粮和预支款，到年终分不到钱，而且还透支。
谷爱国渐渐长大，挣工分的欲望逐渐强烈。
有一天，学校提早放学，回家路上遇见生产队长，谷爱国问：“队长，有没有小孩子干的活？”队长回答说没有，在谷爱国的苦苦哀求下，队长又看了看田里刚挑出来的猪粪还没有人撒，接着就要犁地，猪粪不撒不能犁田，于是，队长让谷爱国去田里锄猪粪。谷爱国顾不上回家放书包，卷起裤脚管和袖子管，就下田干活了。
这是谷爱国首次劳动，下田一看，这块田有近4亩，有40多担猪粪分散在整个田里，谷爱国一个人撒，劳动量不小。
再说撒猪粪的活又脏又臭，其他人一般不愿意干。谷爱国管不了那么多了，臭就臭吧。他把一堆堆猪粪用双手、又捞又撒，把猪粪均匀地撒到田里的每一处，汗流浃背也顾不得擦，也无法擦，因为两手都是猪粪，怎么能擦脸上的汗？三个小时后，总算完成了撒猪粪。干完活连手都来不及洗，谷爱国就一屁股坐在田梗上，累得气喘吁吁。
回到家里，坐在凳子上，谷爱国就不想站起来了。两只手已经洗过很多次，可还是有股子浓浓地猪粪的味道。谷爱国心想着，劳动很累，但有工分，累就累一点吧。
第二天，谷爱国问母亲：“昨天我撒猪粪，队里记了几分工分？”母亲说：“给你记了一分工分。”“哇！只有一分。”谷爱国挠了挠头，惊讶的吐了一下舌头。
当年，年终分红，核算下来一个劳动日只有3角5分钱，谷爱国那天撒猪粪的1分工分只有3分半钱，为家里只增加了这一点收入，真是杯水车薪。
谷爱国盼着自己快快长大，成为一个正劳动力，为家里挣更多工分，年终分红，钱分得更多，能减轻母亲身上的重担，让弟弟们都能吃上饱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