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例子，咱们成都府里有一千万两和银子等值的纸币，城内也有和这银子等价可以购买的货物，那么市场就是稳定的。
可这个时候为了利益一下子多印了一千万两纸币，百姓原本一两银子能买到的东西，因为大家手里面的纸币都多了一倍，导致原本价值一两的货物现在卖二两，这就是通货膨胀！”
徐老五等人恍然，这个道理都懂，只不过不像冯恺表述的这么清楚罢了。
“市场有市场的规律，任何人试图破坏市场规律都会得到反噬，哪怕是皇帝也是一样，当然市场经济学是一个很广泛的话题，涉及到微观调控和宏观调控，一时半会不可能说清楚。
因此咱只说一点，不要人为的去破坏市场规律，比如在自己没有足够的现银储备的情况下去加大印币量，也必须有足够的储备去应对挤兑潮。
有时候挤兑并不是坏事，甚至只要能熬过一次又一次的挤兑，纸币的信用就会越坚挺。
要让纸币和现银之间紧密相连，让百姓彻底认识到纸币就是银子，不能像宝钞一样，银子和宝钞之间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拉越大，最终导致宝钞信用破产。”
“意思是咱们有五百万两现银就只能印五百万两的纸币？”
冯恺点了点头道:“可以这么理解，当然也稍微可以多印一点，比如五百五十万甚至六百万，毕竟民间还有容积率和一定的承受能力。”
哪怕是数学学的贼好，身为军中财政处长的舒浠同学听冯恺的这些新名词都听的头昏脑涨，难以理解。
冯恺摆手，似乎也知道多说无益，就算他口才再好，也不可能跨越时代将后世的先进理念完全灌输到这个时代人的脑海里面，更何况他自己对于市场经济学都是一知半解。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冯恺轻叹，没来由的想起高中课本上的这句话:“物质形态决定社会形态，这是永远都不会错的，一个国家如果让百姓连吃饱穿暖都做不到，那么这个国家就是病态的，身为皇帝身为大臣也都是无能的。
民以食为天，老百姓最简单的诉求就是活着，再然后才能去谈什么过上好日子，如果连活着的基本要求都满足不了，百姓为何不造反，难不成眼睁睁的等着饿死，等着全家人饿死？
这天底下的反王诸如李自成之流为何从商洛山中出来就能裹挟几十万军队，不就是因为太多的百姓活不下去了，不造反必死无疑，造反九死一生，换做是你们又会如何选择？
李自成的《永昌元年诏书》里面写道‘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官逼民反，民岂能不反！
如今这成都在咱的眼皮子底下，咱时时刻刻盯着，地方上的官员自然不敢造次，百姓因此得以安居乐业，可出了成都放眼整个川西呢？
咱们如果夺了天下，那放眼整个天下呢？届时你们都会成为新朝重臣，你们该如何为民谋福祉，如何保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如何保证杀贪惩腐，如何保证自己不先堕入腐败的深渊，如何保证自己家族之人不仗势欺人？”
众官面面相觑，完全跟不上冯恺跳跃性的思维，为啥纸币信用说的好好的，话风一变开始大谈贪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