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提高农业产量，李悝主张播种时“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力耕数耘，收获如寇之至。”
这就是说种植要多种经营，有的作物受灾害，其他作物还可以收获。
耕要用力深耕，除草要勤，要锄几次；收获时要像防备盗寇那样迅速有效以免遭受损失。
第二项是，创“平籴”法。为防止“籴甚贵伤民（非农业居民），甚贱伤农。
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李悝创“平籴”法。
“平籴”采取的办法是把年景分为：上熟、中熟、下熟、正常、小饥、中饥、大饥7种。
计算出7种年景下，一户耕田百亩的个体农民的收入，制定出在大熟、中熟、下熟3种年景下向每户农民收购粮食的数量。
而后在大饥、中饥、小饥年景时把这些粮食平价粜出。
这样便有“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的成效。
李悝由于把以上两项政策“行之魏国”所以魏国“国以富强”。
在李悝看来，农业几乎是国家财富的唯一源泉，所以他说：“农伤则国贫”。
接着他又把工商业与农业对立起来，认为工商业的发展会损害农业，会使百姓饥寒，国家贫困。
所以他说：雕文刻镂，害农之事也。锦绣纂组，伤女工者也。农事害则饥之本也。女工伤则寒之原也……故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
而李悝的政策明显影响到了后世的改革家卫鞅、也叫公孙鞅。
卫鞅入秦主持变法后得封地改名商鞅。
后世称为商鞅变法。
而也正是在商鞅变法这里，重农抑商政策正式成型。
后随着秦横扫六合，统一宇内。
以及之后的汉承秦制。
重农抑商这个政策也就正式扎根于中原王朝政治的血统之中。
与每个朝代相生相伴。
历代王朝都强调“以农为本”。当代社会采取这种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
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的主要部门是农业。
农业是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提供给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历代统治者都把农业当作根本性的大事来抓，采取一系列督促、鼓励、组织农业生产的措施，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
可以说重农抑商政策与封建制度相始终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封建自然经济的必然产物。
“中原王朝的强盛与重农脱不开干系。”
“但是！”
说到这里，项燕停了下来，盯着李睿的眼睛缓缓说道，
“但是历朝历代都看错商业了，它是有自己的弊端与一定对王朝的危害不假。”
“但从古至今，直到今天，这个世上都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想到，商业对一个国家的发展究竟有着各种恐怖的推动力量！”
“这个世界的未来，一定是商业国家的未来！”
对项燕所说的那个对国家发展的恐怖推动力量，李睿理解不了。
但并不影响他对商业已经有的思考，其实他已经隐隐能感受到商业之中所蕴含的潜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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