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朱元璋开国的洪武年间，由于要清丈全国土地，朝廷便将宋代已有的鱼鳞册制度正式推行天下。
鱼鳞册就是土地登记簿。
将房屋、山林、池塘、田地按照次序排列连接，再标明相应的面积、土质、贫瘠等性质后，土地就被固定下来，成了民间田地总册。由于一块块田图状似鱼鳞，故有此名。
在洪武二十六年，经过核查后的天下田亩总数是八百五十余万顷。在这个过程中，鱼鳞册的出现，使得朝廷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摸清了地权、清理了隐匿。以当时的管理水平来说，鱼鳞册是地政管理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
然而封建社会就是这样，出道既巅峰，之后一蟹不如一蟹。
随着时光推移，到了明代中叶，由于赋税苛重，人民纷纷逃亡，再加上历年土地转手，隐匿等等原因，鱼鳞册事实上已经紊乱失实。
于是到了弘治十五年，全国登记在册的土地居然只剩下了四百二十余万顷；短短一百零九年的时间里，国家用来纳税的土地竟然减少了一半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田地居然长了脚，大概都装上推进器跑去木星了。
从这里就能清晰地看到，地主阶层是怎样利用隐田来掏空国家的:理论上随着人口增长应该越开越多的田地，百年间就可以缩水一半。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鱼鳞册制度就已经彻底崩坏，反而沦为了士绅和胥吏联合起来侵吞国家资产的工具。
后来又过了几十年，到了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一看实在混不下去了，于是他为了扭转朝廷的经济危机，便决心改革赋役，最终在全国推行了“一条鞭法”。
要清理赋税，就必须先清丈纳税的基本单位:田亩。所以张居正在奏请神宗批准后，明廷便开展了继洪武年之后的第二次全国土地普查。
这次普查总得来说效果还是不错的。在严查了隐田和漏税的同时，朝廷顺便追缴了欠税，完成了土地丈量和登记造册，编制了新的鱼鳞册。
当然了，滑稽的一面还是存在的:全国的纳税土地在这次清丈中恢复到了七百万顷虽说比弘治年增加了近300万顷，但是依旧赶不上建国时的土地总量，更不用说几百年来民人新开垦的田地了。
于是在小小**了一趟后，当张居正人亡政息，日子就这么继续混了下去。
到了穿越众出现的崇祯年间，不出所料的，鱼鳞册又重新沦为了胥吏们糊弄朝廷的工具，里面的内容再一次充满了各种虚假信息:活过百岁的空头纳税人比比皆是，各种几十年前的土地数据被胥吏年复一年得随手誊抄在了最新版本上面，完全失去了参考价值。
而记载了当地田亩真实信息的资料，则已经变成了余本德这种户房书办的私人传家宝。也就是说，鱼鳞册用来每年汇总后上交府县存档的正本其实都是假货，只有被余本德之流私藏起来的副本，才是真正用来收税的依据。
一县所有的土地情况，包括各种诡寄、投献、隐田等等，乃至纳税人的真实资料，在副本上都有记录。这种被私人掌控的副本，是专责钱粮纳税的户房书办在县衙赖以横行的核心竞争力。
所以余本德能从熊道手中得到工坊生意，靠得不是他颜值高，也不是老奸巨猾，纯粹是因为他掌握着嘉定县的土地和纳税资料，是开港征地绕不过去的一个人。
这种对余本德的投资，在今天终于见了成效。左家村里哪一块地是隐田，哪些人常年欠税，余本德都是很清楚的。
所以当他指着脚下这块田的时候，左家人就张口结舌了:你说这块地缴过税了，那么请拿出地契和缴税证明来？然而隐田哪来的这些东西？
“万历四十年，此处被淹。水过后尔等就砍树林，起沟垄，将这儿辟成了水田余某说得可对？”
余本德不但知道这块地是隐田，甚至连何人在何时开得荒都知道。事实上在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区，所谓的隐田隐户是根本没法隐瞒的，这又不是广西的大山沟，地主还能藏匿一二。
这些隐藏起来的东西，原本就是地主阶层仗着特权光明正大用来偷税漏税的，所以隐田其实不难找，难得是挑战利益集团的勇气。
索性这次有人给了奸猾老吏余本德以勇气——用权势和利益。
而被捅破窗户纸的左家人这会很难做。无论之前双方有多少默契，今天这一翻脸，左家人顿时就不好处理了:一切的法理依据对他们都不利。
所以左鸿物在人赃俱获的情况下，他急切间也想不出什么妙计，只能硬着头皮拿一套站不住脚的说辞来糊弄了:“余爷，你是记错了。这块地是早年间祖辈传下来的，一直都有纳粮，只是前日地契不合给弄丢了，尚未补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