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也是在强调，明皇帝并不是天生就有法理的，其“主从制的支配权”事实上是不应该存在的，而是应该屈从于“统治权的支配权”，掌握了“统治权的支配权”的，恰恰正是黄氏的阶级。
“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属是非于学校”。如果明皇帝是错的，那么到底谁是对的呢？黄氏显然认为，自己就是对的。“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这一句话就暴露了黄氏的狼子野心，在黄氏看来，一切应该由“学校”来主导，那么这个“学校”又是什么呢？其组成部分又是什么人呢？在研究了明中后期的政治之后，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发现，占据了领导阶层的，都是所谓的“书香门第”“耕读世家”以及军籍士大夫，也就是家里坐着卫所高官的大农奴主！
所谓的“学校”当然也要由这些“社会精英”来支配了。黄氏的最终反应就是，明皇帝一切都是错的，自己一切都是对的。但凡是明皇帝反对自己，那他就有错。就该死。
这才是《明夷待访录》所要表达的深层含义。
2、对黄宗羲的评价
顾诚《南明史》批判黄宗羲的基本论点只是一句话，东林人士是“君子”，与东林异调者为“小人”。夏允彝《幸存录》书中说：“东林之持论高，而于筹边制寇，卒无实着。”黄宗羲真不愧是刘宗周的弟子，反驳道：“夫筹边制寇之实着，在亲君子远小人而已。”
全祖望则批评黄宗羲晚年的文章质量参差不齐，和过多的谀墓之作，有负盛名，“多应亲朋门旧之请，以谀墓掩真色”。
那么，“复社君子”黄宗羲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至此已经很明了了。
“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这句话说的恰恰就是“东林君子”“复社君子”们。这些君子们大抵不通庶务，只知道一味地靠着自己的身份聚敛财富，败坏社会秩序，而“君子”们，具体的来说是“东林君子”及其分支与继承人“复社君子”，也即是“东林党”，既然结党，当然就不是“君子”。
所谓“众正盈朝”，天启三年有此“盛举”后，东林“君子”们于天启五年被魏忠贤打压，次年明廷即在魏忠贤为首的反东林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松锦小胜，击败了此前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
而在崇祯年，东林党一家独大之后，“君子”“众正”们却在辽东连战连败，甚至就连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流民都不能镇压，以至于越发做大，终有甲申之变。其后南明草创，“东林君子”史可法等于清顺交战的一年间，只顾党同伐异，甚至还在党同伐异之余，为剿灭流寇李自成的清军发出了感谢状。丝毫不顾明清之战尚未结束的现实！
为何“东林君子”执掌政权不过短短十七年就竟出现了如此的雪崩局面？崇祯是昏君自然无可辩驳，可难道“君子”们真的尽到了自己的义务吗？明末岁入不过五百万两，湖广一省竟额定米不过百万石，而康熙初岁入已有一千余万，如果再考虑到康熙初年百废待兴商业凋敝的现实，或许就能知道“君子”们的真面目究竟如何了。
是以，“复社”黄宗羲，君子乎，小人乎。公论至此已出。
《明夷待访录》所包含的“君子”的政权构想，其深层含义究竟为何，也就不得不进行再度反思了。
又：『読史余論』为新井白石所做三卷本日本政治史试论，卷首自跋，实则成立于此前。『読史余論』内有天下九変五変説，即摄关政治成立后，历经而至武家时代，武家时代又有而有德川之世。且作为一本对照古今的施政参考书，『読史余論』对各重要事件与人物的批判也不时加笔。今日仿其书而作《续读史余论》，内容不止局限于日本，广义东西洋史大约皆有涉猎。由于并非发表于特定学术杂志，故将尽可能只在最低限度范围内进行史料引用。当然，受于个人管见，难免有偏颇之处，还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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