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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早岁那知世事艰

夏五月丁卯日,天子按照计划从蓬莱城启程北巡,经辽西至五原,最终返回长安。

被留在蓬莱城的霍嬗则是就此开始了他平静的休养生活。是真的平静,半个多月以来,除了中尉王温舒过来探望过他,并且还叫人带走几个仆役去讯问以外,霍嬗身边再无一事发生。就连被带走讯问的那几个仆役也在第二天就被放了回来。

于是乎,真的闲了下来的霍嬗每天要做的事情除了喝药休养以外,就是拿起书卷学习。从一个穿越者的角度,开始全方位地了解眼下这个大汉帝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风土人情。

就霍嬗前世对汉朝历史认识而言,西汉王朝此时是繁华之下孕育着危机。

如今的大汉帝国,其疆域描述可以套用一下秦始皇二十八年镌刻在琅琊的那段文字,即: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交趾。东至辽东,北过居延。人迹所至,无不臣者。

此时国家的疆域面积扩张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值,未来中原文明的基本盘此时也已经差不多全部囊括在内。等到过两年再灭亡了卫满朝鲜,并在西北建立了西域都护府,更是将会达到中国古代封建农耕帝国的统治极壁,成为未来历代王朝统治者追求的最高功业。

军事上讲,周边的国家里也没有几个敢于对抗大汉的国家,某个比较头铁的半岛国家——卫满朝鲜算一算也没有多少日子可以存续了。唯一一个还敢于对抗大汉兵峰的匈奴帝国也被卫霍双子星刚刚打残没几年,此时正龟缩在漠北地区,处于战略收缩阶段。

可以说当今天子刘彻此时掌控的大汉帝国所面对的局面那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只不过敌人正在一天天烂下去,我们却没有一天天的好起来。

由于天子的奢侈无度、官僚集团的腐化,这样的大好形势并没有能够维持太久。天子诸如求仙问药、建立宫室、巡视封禅之类的举动,更是让元光年间“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的盛景一去而不复返。

没办法,对匈奴、对卫满朝鲜等各个方向的战争本来是要花钱的,卫霍时期的汉军战利品够多还能维持账面上的平衡甚至盈余。但是后面的贰师将军李广利、投降将军李陵等汉室代表将领水平本来就不及卫霍,面对的用兵环境也和卫霍横行的年代不同,征伐匈奴逐渐成为了一个亏本的买卖。

当然了,如果只是打仗,以大汉的财政未见得不能支持下来,但是天子的各种奢侈之举,彻底使大汉的财政濒临崩溃。求仙问药、建立宫室、巡视封禅等举动花出去的钱还要更胜于对匈奴的作战花费。就比如有“千门万户”之美誉的建章宫,只这一处规模宏大的宫殿群花费就足可以支持五、六次漠北之战那样规模的战争。

武帝朝施行的告缗令、盐铁专营等都是朝堂为了平衡财政放出来的大招,用出来以后效果也是有一些的,但架不住天子的继续无止境挥霍。“巫蛊之祸”后天子下达的那道《轮台罪己诏》中的罪状真的是一点都没冤枉了他。

天子的挥霍和官僚体系的腐化让汉室并没有抓住匈奴北逃的机会,从而实现国内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反而成为了一个西汉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要不是后来的“昭宣中兴”又给大汉续了一波命,也许西汉就没有武帝之后的近百年的统治了。

可是当霍嬗真的身处在两千年前的汉武帝年间,再接触到更加详实的第一手资料后,才发现历史课本上对于历代封建王朝灭亡的原因分析实际上都可以套到汉室的身上,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实际上就是一个轮回。但是汉室面临的局面之复杂远超他的想象,主要原因基本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

第一就是土地兼并严重,大量中小地主、自耕农失去了土地。

这一点也不必多说,中国历朝历代的灭亡问题最终都可以归结到土地问题上来。元封年间的土地兼并问题虽然还没有达到西汉末年的程度,但是也比天子刘彻继位之时要更加严重。

此时尚在运行的一夫狭五口而治百田的社会模式,一直以来都备受汉代政治家们青睐。这种模式从某种程度上对于后来的豪强政治有所克制,没有了庞大的土地提供生产资料,后来的豪强地主大部分都不成气候。这样的社会形势反过来也保证了中央的权威和政令的施行力度。

只不过随着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持续进行,一夫狭五口而治百田的社会模式随之渐渐瓦解。大量中小地主、自耕农因为各类徭役、赋税等原因,生产受到极大影响,直至破产,土地兼并日益严重。

这种兼并在军事上也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从前的汉室是征兵制度,征兵的主体就是由中小地主、自耕农的子弟组成的良家子,现在大量小地主和自耕农家庭破产,失去了最大的征兵主体。汉室的兵役制度遭到了极大破坏,不得已开始了募兵制度。

事实上,卫霍时期的对匈奴战争,汉室从账面上来说是有所盈利的。从匈奴斩获的大量牛马等战利品,在当时都是十分有价值的,不过这部分战利品基本都成皇帝和贵族统治集团的私产,普通老百姓没有从中享受到战争的红利。

这些战争利益的分享不公也间接导致了汉代承自秦代的兵役制度崩溃。结果没有享受到战争利益的良家子在从前是自备干粮上战场的闻战则喜,现在却变成了战争热情急剧下滑的情形。

对军事上的影响可以暂且放到一边。事实上,土地兼并的危害已经开始破坏社会的稳定。等到三年后的元封四年,帝国更是出现了大规模的流民,仅关东就出现流民二百余万口,无户籍之民达到四十万之众。而这一次大规模流民的产生也是武帝中后期流民四起的一例罢了。